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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4月24日

山海经

   有一段时间了,感觉飘在洋面上,烟波浩渺,不知所往。知道底下的橡皮艇不是很牢靠;知道其实看了365天又365天的洋面很单调;知道前方山高水险却什么也不做。城市的匆忙、时代的局限、自身的懒散毫无逻辑地构成了身逸心疲的我——尽量地压低心里的预期来缓冲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去接受身边的人与事的变迁。那时候的好处看起来是善恶分明,其实是毫无用心。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时不时地任由别人撒点糖,撒点胡椒。
   后来,橡皮艇被割破了。原来洋面上的伙伴也不见了。起先总要挣扎一阵,随后是无可奈何的下沉。带着些许的怨天尤人我开始进入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的情绪只是持续了一阵。周围的环境在改变,碰上了同是从洋面上落下的陌生人,相同的境遇就有许多话说。其实欲说还休也好,不足为外人道也罢,一种平等的对话有助于彼此发现症结所在。我们是在照镜子。在另一个地方又见到了从前的朋友,他说是从很下面的地方上来的。他说觉得自己沉得还不够深,但一股洋流过来他就被带了起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聊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他看见我费力想往上的模样沉默半晌说:“已经用力了,还可以问问自己用心了没有。”黑暗中,我看见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更有形形色色路过的人,或痴呆,或精明,或嘻哈……每个人都值几个钱——用自家的秤秤秤。喜怒未必随心那喜怒为何随形?
   我不清楚原来的伙伴联系我是为什么?也许有些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里。现在我知道我们都在这个大洋之中。洋面本是准备的阶段——回忆可以回去的地方。我原来以为的那个他离真正的他有些差距。从前我常常和“自以为”的人打交道,自己在洋面上也就为别人在洋面上塑个幻像。然后用那套简单的对错来给一切归个类。南来北往,才发现我们的心浮沉在这个世界里。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心和我的不在一个地方。他们的安慰是隔靴搔痒,他们的鄙夷是因为他们实在不熟悉情况,对这样的人你也有要求吗?用心,先是设身处地,然后才是尽力而为、尽善尽美。
   去年的时候觉得身边有个小岛。现在沉下来了,小岛也就不在洋面上了,在心里。小岛上有山有水,有太阳,有花开……这一切可以与浮沉无关。那么漂去陌生的地方还有什么不可以呢?
4月10日

歉意

  我总是把问题处理得很糟糕,恩~
  理直气壮地去兴师问罪却发现自己好像并不清楚状况。
  低头、抬头。又是一片阳光。
  感谢
  不同我计较,其实没有意义。
  没人闲得有时间和我计较吧,呵呵
 
  向上、向下,总倔强得想去改变
  可惜时间不是要得来的东西
  慢慢走
  你我都会拥有全部的生活。
 
 
 
 
4月7日

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慢慢走,欣赏啊!”
 
接某某横幅“慢慢走”三字~~
愿快乐、平和伴随你!
4月5日

出门回家后

  换衣服的时候旁边的人说,鞋跟上还沾着樱花的花瓣。
 “那是因为刚刚拍照的时候泥太软了,昨天下了雨。”
  昨天的窗外,光景极美,把窗帘拉开光就透了进来,却把纱垂着,因为纱后便是天成的图景,不敢多看,怕不消受。
  清明时节雨纷纷
  今天出门等车的时候,看香樟的叶随风而下,便觉是个好景。
  有人爱看樱花,我只是习惯了,以为总会这样了
  却发现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3月31日

周郎顾

   若不是丁丁贴出的一首《木兰辞》,不会对已经熟悉的生活生出那一点点的欣喜,是故交了。季节错了,现在不是秋天。对词的感觉很淡,因为总觉得它助人伤感,所以不多读,所以到现在也不精通。
   词是美的,小时候背下的现在大多还记得。当时读的时候那么多篇,其实就是一样的感觉“散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后来才知道在提笔之前每个人是有不同心事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世界不是黑白。所以不执著于对错,所以不留恋从前。
   既有后来,必会有从前。人是很健忘的,我就是。
3月20日

风骤起

   “得官尘土古扬州,好客长稀俗客稠。”
    古扬州,说的是古时的南京。秣陵、建业、建康……都曾是这座城市的名字。这地方又曾被多少人叨念?都为些什么呢?
    而我也会念,为了那虎踞龙盘的帝王气、为了秦淮河的六朝脂粉、为了中山门博物馆里的物华天宝、为了那棵只剩了皮的古柏、为了夫子庙吃不下的梅花糕、为了那个能让我到了夫子庙而对所有小吃心如止水的姚丹。昨天吃饭的时候,谈起那些天的事,我嘟囔的时候有人问;是别人塞的还是你自己吃的?听的时候不在意,后来想想敢说我胃口小的人能有多少?偏偏她说的在理。偏偏那一天到了车站我却不知怎么说,花开花落,总赖东君主;惜花伴花,不知何人?不知道怎么劝解人,有时候很想尽力却觉得只能无语,真没用。
    风骤起,读书伴嫩蕊。没有太白的才情,就不做对影成三人的风雅事、孤单事。只暖暖的就好。
    日夜颠倒的我,准时的电话。黑眼圈@@
   
   
12月19日

忆潇潇

闲梦江南梅熟日
夜船吹笛雨潇潇
人语驿边桥
 
 
12月10日

每天新发现

  发现今年的牵牛花还没见着就不见了
  发现今天晨光照着的黄黄的草地看起来特别软
  发现自己还是特别爱撒谎
  说什么睡一会会儿,
  待到自己睡醒了,周围一片黑,那个自豪啊,
  12点吧,嗯……1点?2点?好了,最多4点
  爬起来一看,5点半都过了
  发现自己早上也是看得进书的
  就那本絮絮叨叨的法理直接让它变成“二月树”
  发现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计较成功失败
  那恐惧带来的患得患失光逃是没有用的,
  面对并不是那么难,
  打打游击战有助于保持自己的战斗力。
  发现晚上是越坐越静
  早上一个多钟头坐下来
  索性听着动感101扭扭胳膊弯弯腰
  想到从前在寝室索妹子七点左右开始
   海燕^^靓姐^^毛毛^^
   一片安静啊
   没人接话也没人起来
   然后就有了101的声音
   噩梦,那声音就是真真切切的噩梦.
   动过一阵吃了早饭轻轻松松去上班
   发现早起也不总是噩梦
   路上看人来人往
   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的周围围着个不大不小的岛
   飘浮在大洋上也不觉得孤单
   发现每个阶段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开心也不是简单的无知无畏
   经过绿地
   发现
   可爱的不单那一片湖光楼影
12月5日

风中梧桐

  风中梧桐,在阳光下掉了叶子。干枯的叶子在擦过车窗的刹那留下了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不小心听到的。
  坐在马师傅的车里,望着这个城市,来陆家嘴快十个月了,这一带的高楼已经并不陌生。只是晚上经过“绿地”的时候冷得好安静,那些人寂寂地从你身边经过,那些水永远傻傻地呆在池子里。看不到鱼,看不到灵动,看不到地下的生机。下班时点的绿地是没有生命的,有的只是匆忙。急急地经过这一片流光溢彩,却没有必要珍惜。本来嘛,工作可以投注热情,可上下班就是一种程式,一个注定得不到怜爱的孩子。而我,从离开家门到回到家的半天时间里竟奇怪地只在这段路上才可以活泼一点,什么都不想,简简单单地做好一件事:回家。单调的简单。对自己实在不满意,不是对现状而是对自己。规则就是规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去处理事情。怎么规定就是门学问,是对这个感兴趣吗?
   昨天电话里谈到朋友的多少,肆无忌惮地说了句:太多没用,不值得。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很晚才去做事,不知道自己怎么安排时间的。一个自己,还有一个自己合不到一块儿去了。
   北风中的梧桐是不该有叶子的,但是还有下一个春天,一切再开始。
11月27日

关盼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燕子楼--关盼盼--十年

十年不寻常

11月25日

转载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2

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并且受到双重束缚,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而在现代社会,任何自治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方式,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便在颇受争论的北大方案里面,教授会议也无非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个方案事实上的许多漏洞,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对这个可怜的咨询机构敬而远之。

    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原本还包含层相当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大学的系、学院或研究所一级的组织,就其组成而论,乃是教学和学术的自为者的合作组织。所谓教学和学术自为者,是指这些单位中的墓本成员都是独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教师。基本学术单位当然有其共同的目标,然而这些共同的目标是由这些自为者通过自由的精神劳动井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而完成的。这种协调无法通过官僚层级制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平等的协商达到。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程度必定直接决定教学和学术的自由以及民主式协商的程度,而后者直接影响大学产生新知识、新思想乃至新技术的能力。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上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丁。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这里的危害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可以相互转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的,这一点原本就是教育与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逆向的转化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和反学术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教育与学术之所以为教育与学术的不可突破的界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转化已经司空见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标准等等,举凡掌握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之中的一切,大体皆在可以转化之列。

    作为这样一种行政控制体系的必然结果,学术寡头也开始出现,开且由于这种体系而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与西方的大学体系相比,即使与那些受到政府直接而强大的管理的国家的大学体系相比,中国现行大学体系和其他学术体系之中的学术寡头,有更为强力的行政力量为其依凭,从而获得对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性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术寡头,其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和造诣远称不上学术权威,而却通过上述那个行政体系依靠非学术的因素获得巨大的学术控制权。

    这里不妨在比较的视野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也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就欧洲的制度来说,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大学的直接管理,学术寡头,大学之间缺乏特色、竞争和分工,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通病:而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教授颇高的地位和决定权力以及校长由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选举产生,则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与美国大学体系相比,在大学内部和外部,教授相对较低的地位,校,院与系较强的行政权力,美国大学的这些特点中国大学无不具备;然而,董事会管理方式,从而使大学行政权力有其明确的来源,大学行政官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受到章程和董事会的明确而有效的监督.基本学术单位内教师的平等地位,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决定性权力.强大的教授组织,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学的分工和特色,大学自身的严格的学术和道德标准和荣誉,大学强大的筹款能力和社会化的从而多元的经费来源(无数的基金),这些优点又是中国大学体系极度缺乏的.

    尽管不能说中国大学界以及学术界的所有弊病都根自这个体系,但是,后者无论如何也是那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大学领导人既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远大于责任,所以几乎看不到为自己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挺身而出的校长。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

    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阮“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瞭望东方周刊》二OO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同一个报道中,作者还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道德委员会之所以软弱无力,甚至最后也行“暗箱操作”的矛盾之举,关键在于,它也是上述那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让这个体系自己来对自己做道德监督,除了搔痒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呢?因此,这个报告的最后建议仅仅局限于建立依然从属于月阶教育与学术行政体系之内的官办的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真是让人顿生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感叹.当然还有虽然妙却更无济于事的建议:“大学校长尊严奖’。(《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二月二日)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或许能够造就个把“英雄校长”,但中国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对此大概只能苦笑一声,因为他们都是明智的。在这里,令人可怕的是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体系,而令人悲观的是人们的思想也被圈在这个体制里面,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这个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大学以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行政体制就应该去履行它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建立中国大学和学术的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规范,并且确保这些规范得到遵守。大学应当是自治的,大学的国立性质与自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大学的真正自治,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为者,不仅有建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的必要,而且也有联合其他大学共同捍卫大学的声誉、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学和学术界种种腐败以及更为普遍的灰色学术,才会失去所以滋生的土地和庇护的依靠。中国大学就能走进它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的象牙之塔。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然而,这些积极约束的前提乃是大学实际的自治。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因此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人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思想、知识领域可以达到多高水平。

    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大学所能进发出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蔡元培依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当他的原则付之实现时,人们不必拿他再当旗帜来挥舞。

    世上已无蔡元培!

    O口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转载韩水法《世上已无蔡元培》-1

一场轰轰烈烈改革的大幕可以落得如此静悄悄,以至于时至今日,校外的朋友经常还要认真地问起,“你们北大的改革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所以不回答也罢。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进行,而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事件又是如此的矛盾,尽管最后颁行的文件所规定的是一个折中的、在一些主要原则方面甚至大打折扣的制度,聪明的人们却已经寻得了跳过这些制度的捷径——不过,这至少说明这个文件无论有多少漏洞,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在。

    性急的人们已经开始撰写这场改革的历史了。无论如何写法,有一笔大概是史家们不会忽略的:这就是无论倡导这场改革的勇士,态度复杂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此项改革的智者,对它的最后结局都是不满意的,或者非常不满意的。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此项改革为人重重提起却轻轻放下的原由。人们胸中郁结的不平烦闷之气各有所自,而用来浇这些形形色色块垒的却几乎是同一杯陈酿:蔡元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大陆范围,下同)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在那些记录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文献里,人们发现,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墓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这一现象在美国那些著名大学里尤其醒目。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12,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千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此种状况的‘个象征,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入学是有自己的章程或宪章的。如果大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法人.独立的教育闭体,那么它就应当拥有自己的原则、宗旨、标准和追求,而后者在不同的大学是有其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我说这个现象是一个象征,指它表明了中国大学作为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的性质,而井非说没有章程或宪章的大学就必定是不独立的。然而,因为没有章程一类的规范,而大学在形式上又是法人,它的权力来源就缺乏公共性。于是中国就有了一项世界大学界里最为独特的现象:无沦是多么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大学,开设有校长产生的公开程序。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干校长的产生这件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某一天中午他们课后到食堂吃午饭,听到旁桌的人说,“某某校长如何如何’,他或她觉得这个某某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于是知道或者猜想有了一位新校长。

    大学不是自治的,校长自然也就不可能具有代表大学的全权,并且从程序上、从事实上来说,他也不对大学负有全责,而只需对任命他的行政部门负责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讨论蔡元培式的改革,那么人们自然就会碰到一个挠头的问题,谁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震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这里且将个人的意志、理想、道德操守、原则和威望放在一边,或者假定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都具备这些良好的品格而不弱于蔡元培先生,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无论校长还是书记,都首先只是行政官员而已,他们开不是自治囚而独立的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代表。

    以校长作为大学教学和行政的共同领导人,作为大学权力的代表,这是现代合理而成熟的大学制度最为典型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校长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董事会任命的。它的付之阙如则意味着相应的大学制度还不是合理而现代的,或者至少表明它们有待改变为合理而现代的制度。然而,这里的关键井非在于校长职位的意义,而在于作为行政部门附庸的大学,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本身的意义上面。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特权的教育与学术自治团体,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权,如授予学位和学衔,自治的权利等等,它就负有相应的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坚持学术与道德要求、服务于社会而非特殊利益团体,如此等等。大学所拥有的特权与大学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和道德标准、自身荣誉,而从历史上来看,正是后面这些性质才使大学获得了那些特权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在维持一所大学以及它的历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也维持和保匠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与学术的规范,正常秩序。仅就这种规范和秩序而论,社会与大学之间是相互约束、监督的关系,因为大学是自治的,所以这种约束和监督是能够奏效的。在大学自身,自治是大学能够拥有和保持这些性质的前提,而自治总是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

    大学自治可以简单地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这就是大学本身在社会中的独立的身份,以及大学之中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地位,这就是说,大学本身应当是二个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联合体;是一种教学与学术共同体。因此,大学自治就是由宏观自治和微观自治的双重结构来实现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学体制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均具有自治的双重结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大学宏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程度却颇高:与此相反,美国大学的宏观层面自治程度相当高,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双重的自治结构是相互依赖的,两个层面之中任何一个的缺乏就会使另一个也失去意义,从而使大学自治结构坍塌。大学这种双重自治的结构,从渊源上来说虽然可以追溯至大学在中世纪的形成方式,然而,这同时就表明,它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依然是最为适合的形式。其实,一切旨在从事思想和知识层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团体,都会趋向于以如此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官僚层级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来说,不啻扦格不入的形式。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常常为人所忽视,甚至是许多人,包括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等等,所不了解的。

    既然中国的大学不是自治的,因此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自为者:它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决定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限和能力。因此,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事实上也就无法独立地确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荣誉。

11月24日

关于美好

   事实上不是因为生活的美好让我去珍惜每一天。
   而是生命的一次性,不可回头的宿命让当下弥足珍贵。
   只要有可能,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得更好。
 
   听过那些刻薄的,接近于恶毒的话意识到不是现实与梦想的距离
   而是美好是什么,可以移植吗?如何维护?
   前路山高水险,拥有化险为夷的力量。
11月19日

一点点想法

  多久了,少了这样一杯茶:看龙井扁平的叶随倒入的开水上下翻腾,逐渐饱满,碧螺春的嫩芽渐渐舒展,打着圈儿回到杯底。常常用的是白瓷的杯子,为的是那一份随意,习惯了这样,虽然用玻璃杯也很好。茶水其实是不应该喝干的,不过听听看那时的声音如果有“吱吱”响就再添些水,要不然就换杯白开水吧,那样的茶再添水怕嫌寡淡无味了。一天一杯茶,喝多了也不好。秋冬的时候茶杯可以暖手,在自修室那会儿抱一个大号的味全果汁瓶现在想来是“过而不及”了。那时没有恬然的心境,现在也是偶而能留住。偏偏这偶而还是与立顿茶包为伴。立顿的红茶很好,比起市面上那些进口茶(大都添了香料的)来得纯、来得正。口味与标价无关。红茶暖胃,也适合这个季节。只是看不到茶叶在杯中恣意地上下浮沉,单单看书可能就像有酒无肴般不尽兴。算了,有闲情无闲心了。
   看着天涯上一些人晒了自己的收入支出,烦恼着沉重的生活负担,这样的贴后面往往跟着冗长的回复。冗长与无聊相伴。这是大多数人真切的生活,我知道。人,在制度改变之前,在别人拯救你之前(如果可能)除了挣钱,多为自己做些事。每个人都要知道多爱自己一点,用合适的方式。
   这段文字的缘起是昨天Lisa谈到花茶时说的用酒精灯、冷的纯水泡比起直接用开水冲来得好得多。感叹一下,最近没时间没心情,最重要是没money添置设备,经济危机o~~~
11月14日

解释

说你的去吧,就是不爱解释。
11月11日

修炼

今看花月浑相似
       安得情怀似往时
              在荆棘丛中驻足
                    与月明帘下转身
                
别人总有好的一面凡事多想想他的好处
遇到麻烦自己不可能没有原因,少抱怨
手把青秧插野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福
退步原来是向前
              
10月31日

朱帘秀

寿阳曲·别珠帘秀         卢疏斋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
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双调]寿阳曲·答卢疏斋    珠帘秀

山无数,烟万缕。 憔悴煞玉堂人物。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南吕]一枝花·赠朱帘秀    关汉卿

轻裁虾万须,巧织珠千串。
金钩光错落,绣带舞蹁跹。
似雾非烟,妆点就深闺院,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
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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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州]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锁春愁不放双飞燕。
绮窗相近,翠户相连,雕栊相映,绣幕相牵。
拂苔痕满砌榆钱,惹杨花飞点如绵。
愁的是抹回廊暮雨萧萧,恨的是筛曲槛西风剪剪,爱的是透长门夜月娟娟。
凌波殿前,碧玲珑掩映湘妃面,没福怎能相见。
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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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恰便似一池秋水通宵展,一片朝云尽日悬。
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煞是可怜,则要你手掌里奇擎着耐心儿卷。

三首曲,卢挚(疏斋)空有无力的多情,自我感觉良好.凭着玉堂人物--翰林学士的身份,思一个伶人.何其太雅!

朱(珠)帘秀,逢场作戏的作品,活脱脱的个性.借用下前人对她的评价--夏庭芝《青楼集》说她“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愁造其妙。”其实非但演的好,这人本身活得也够得上一个"真". "憔悴煞玉堂人物"--卢挚,你自个儿憔悴去,自个儿缠绵吧,呵呵^-^

关汉卿,元曲第一人的评论不虚.

10月29日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转载)

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作者 杜车别
  
  看了一本《李渔传》,作者在楔子里说“李渔是被历史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李渔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创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我们今天吧”
  作者认为李渔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是一个伟大的戏剧理论家,创造了一个中国戏剧叙事文学理论,堪称“东方的黑格尔”,李渔还是一个出版家,运用五色套版叠印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出版《芥子园画传》,还是生活美学家,是园林建筑艺术家。
  作者认为李渔多方面的成就和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的中国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称他是超前三百多年制造出来。然而我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三岁了,比后来壮烈殉国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还大上十九岁多,他的个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围经济氛围政治氛围哺育了他的成长。如果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么一个人,那么或许可以说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还能够说他是超前三百年吗?
  
  比如和李渔同时代的有一个张岱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 (4)度学 (5)数学 (6)视学 (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政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 (2)《圆容校义》 (3)《浑盖通宪图说》 (4)《泰西水法》 (5)《几何原本》 (6)《坤舆全图》 (7)《简平仪》 (8)《浑天仪》 (9)《天问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实义》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鸣钟说》 (15)《望远镜说》 (16)《职方外纪》 (17)《西学或问》 (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圆尺 (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规矩 (6)有两足规矩 (7)三足规矩 (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 (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 (10)画铜铁规矩 (11)画纸规矩 (12)作鸡蛋形规矩 (13)作螺丝转形规矩 (14)移远画近规矩 (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 (16)螺丝转母 (17)活锯 (18)双翼钻 (19)螺丝转铁钳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 (4)侧梁 (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10月9日

长话短说

  昨天,和张总、学长去长宁法院开庭。审的是一个离婚案子,当事人都还年轻气盛的样子,吵吵闹闹也没啥关系,只是苦了父母。孝顺很重要,你侬我侬也好,追悔莫及也罢,要将自己和对方的父母多放在心上。老人这辈子走了这么些路,临到末了别让他们再担惊受怕,可叹这世间为儿女操心的父母合适是个头?